明代桃源题材的绘画来源于「二赵」的观点，最早由文嘉（一五〇一年～一五八三年）提出。文嘉在清点奸相严嵩及其子严世蕃横征暴敛所得的书画藏品后，把过眼的藏品进行著录，编纂成《钤山堂书画记》，其中记载「二赵」各有一件《桃源图》，赵伯骕本记载如下：

赵伯骕桃源图一。伯骕乃伯驹之兄，高宗时尝奉召写天庆观样，命吴中依样造之，今元妙观是也。其画世不多见，此图旧藏宜兴，吴氏尝请仇实甫摹之，与真无异，其家酬以五十金，由是人间遂多传本，然精工不逮仇作矣。

「宜兴吴氏」或为吴俦（一四八九年～一五六五年），字克类，号沧溪。吴俦屡应乡试不第，经谒选初授河南许州判官，约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弃官回乡，筑园于沧溪之上，为隐居之所。是年仇英（约一五〇五年～一五五二年，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为吴俦绘制《沧溪图》，为吴氏摹《桃源图》也应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后。文嘉所记仇英所作《桃源图》摹自赵伯骕本，「人间遂多传本，然精工不逮仇作矣」表明明代中期流传的《桃源图》与仇英有关，但绘画水平不及仇英。

有关赵伯骕本的记载在《钤山堂书画记》之后仅见于文徵明绘《桃源问津图》后清人高士奇的跋：

宋赵千里、赵希远俱有《桃源问津图》长卷。千里所画为真定梁公收藏。希远画余曾于扬州张氏人家见之，笔法清润，布景缜密，后有宋高宗书渊明诗，并乾坤草亭及乾卦小玺。张氏云：与千里画堪伯仲。

「真定梁公」即梁清标（一六二〇年～一六九一年），跋中所提到的赵伯驹本当是经其收藏后来又流入清内府的版本，著录在《石渠宝笈》初编卷六，卷后有宋高宗书陶渊明诗，有梁清标印。《钤山堂书画记》、《石渠宝笈》所记均为赵伯驹本有诗，而不是赵伯骕本，当是高士奇把有宋高宗书陶渊明诗的版本记反。「张氏」（不知高士奇跋文所指为谁）说赵伯骕本《桃源问津图》「与千里画堪伯仲」，这与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中所记相同：

赵伯驹后赤壁图一。伯驹字千里，其画传世甚多，此卷后有高宗亲书苏赋，而布景设色亦非余人可及。……桃源图一。大约与伯骕所作不甚相远，其后亦有高宗书渊明诗文，盖当时画院中每一图必令诸人互作，皆以御书系其后耳。

如前文文嘉《钤山堂书画记》的记载，仇英《桃源图》摹自赵伯骕，但从流传信息来看，只有高士奇提到了赵伯骕本，明董其昌及松江文人圈子（见故宫博物院藏沈士充《桃源图》后诸家跋）、清恽寿平（恽寿平《南田画跋》：「惟见赵伯驹长卷，仇实父巨帧，能得此意。其辟境运毫，妙出匪夷，赋色之工，自然天造。余闻斯语，欣然若有会也。因研索两家法为桃源图」）等所见到的均是赵伯驹的《桃源图》，明中晚期甚至清前期流传的受仇英影响的桃源图画题的来源是赵伯驹，而不是赵伯骕。

据此，很有可能是文嘉记错了仇英摹《桃源图》所本，应该是摹自赵伯驹而不是他记载的赵伯骕。

若上述推论属实，则文嘉记错仇英《桃源图》所摹底本在先，高士奇记错「二赵」款《桃源图》中有高宗题跋之本在后，这都表明了「二赵」作品面貌在伯仲之间，同时也可以看出「二赵」桃源题材作品面貌的模糊性。究其根源，当是「二赵」均没有可靠的桃源题材绘画真迹流传至明中期。

以赵伯驹为例，在两宋之交的邓椿所撰《画继》中，其作品仅仅记录了一件。南宋《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中记有《送刘宠图》、《长江六月图》、《白鹿木犀图》等七件作品；宋元之交，周密（一二三二年～一二九八年）所撰《云烟过眼录》中有《访戴图》、《释迦佛行像》、庄蓼塘（庄肃）所藏册页，以及一件「恐未真」的《范蠡西子图》。元代之前关于赵伯驹流传作品的记载寥若晨星，真伪杂糅，且完全未涉及桃源题材，画名远逊于赵伯驹的赵伯骕，流传的桃源图真迹则当少之又少。故而赵伯驹、赵伯骕二人的桃源题材绘画同时一道传至明中期的几率就可想而知了。「二赵」《桃源图》的流传信息最早仅见于明中期的《钤山堂书画记》，且无实物留传至今，其真伪颇值得商榷。而前述仅有文献记载的二者面目相近，以至于发生混淆，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两幅《桃园图》为一手仿造。那么仇英所摹的赵伯驹《桃源图》原本，当是托名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