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古物陈列所、1925年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一大批传统画家被招至其中参与故宫历代藏画的整理工作，同时故宫宋元以来真迹也得以公开展示，这成为传统画坛第二次革新的契机。宋元真迹使传统画家打开眼界，而宋代绘画中的自然写实精神与时代需求的不谋而合，也让传统派画家觉得找到了重振国画的正途。在古物陈列所中重要人物金城的倡导下，传统画家开始“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以致明清以来不受重视的“北宗”风格崛起，山水画以“南宗”为主流转向融合“北宗”，表现之一便是属于北宗的青绿山水全面复兴并有创新发展。从金城的《仿唐寅听泉图》、祁琨的《仿钱舜举金碧山水》、溥儒的《烟峦结夏图》、吴湖帆的《仿明四家山水》、陈少梅的《仿刘松年山水人物图》、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等画作中，可见他们通过临摹古人真迹开始尝试复兴青绿山水，或受青绿山水影响转向彩墨绘画形式的创作趋势。20世纪40年代之后，传统(山水)画界都几乎全面认同了以宋元而非“四王”或者“四僧”作为国画基础的理念。

20世纪初，中国最早开放门户的沿海城市，因为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并最早推行近代美育，上海和广州等地兴起了主张“中西融合”改良国画的“新国画”运动。新国画运动中的中西融合更多的是将日本彩墨画与中国水墨画相结合发展出一种水墨渲染式的中国彩墨画风。海派吴石仙1907年创作的日本风格式样的水墨渲染画《江城雨意图》已经与传统山水画有所区别，代表了这种风格的初成，具有一定的实验性质。稍晚的岭南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等将这一画风推至高峰，高剑父的《山水》，陈树人的《岭南春色》既有对光影效果的追求，也有对日本彩墨画色彩与渲染方式的大胆吸收运用，形成极为鲜明的风格。而来自北方沿海城市天津的刘奎龄则走出了另外一条中西融合之路，其分别作于1925年的《天真烂漫》和1942年的《花鸟四条屏》呈现了刘奎龄特有的将清代宫廷写实画法与西方绘画的造型技法融合的绘画风格。这两件作品都展现出极强的造型能力，也有着当时一般写实国画难以达到的精准的透视比例关系，更为难得的是中西融合的不露痕迹，西法的写实技法隐含于传统中国画大面貌之下，绝无突兀之感。相比晚他的力行写实主义国画的绘画大师徐悲鸿、蒋兆和等来说毫不逊色。1921年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诌义》一文，提出以西方的写实造型法取代传统的摹古法作为国画的基础。徐悲鸿在留欧回来后积极实践他的这一艺术主张。1927年创作了著名的中国画《九方皋通景图》，此画是他以西画造型技法来表现国画的范例。虽取材古代故事，却直诉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始，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大力推行注重造型与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国画。院校美术教育将国画从传统中彻底剥离出来的趋势日益明显，文人思想为核心的国画走向了末路。1950年，南京大学“精简课程”，艺术系中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全被精简，中国画改称“水墨画”。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成为国画创作的主要方法。1953年，艾青提出了“新国画”概念，与20世纪初注重中西融合的新国画运动不同，此时的“新国画”更强调面向现实的写生，“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李可染、刘子久等人率先开风气之先河，其后无论传统派还是中西融合派，大多数画家都顺应时代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生活，运用对景写生的方式创作了大量的“新国画”。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产生出诸如李可染的《牧童图》、朱屺瞻的《黄浦江新气象图》、黄幻吾的《黄山东海门群峰图》、宋吟可的《洱海之滨》、秦仲文的《华山风景》、贺天健的《奇峰图》、赵望云的《高原之春》、何海霞的《引流上原》、关松房的《建设山区》、叶浅予的《秦川麦收》、陶一清的《向高山要粮》、王颂余的《石河水库》、李震坚的《凤凰山下十姑娘》等反映现实与社会生活的风景式山水及现实人物画。实际上， “真山水”的概念也并非仅是一种提倡写生技法的艺术主张，而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国画发出的具有政治指导意义的号召，最终目标是鼓励画家在中国画创作中体现出时代新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真山水”已经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师法自然”，而是以人造的自然为主体，文人画中理想化的房舍亭阁小桥流水，被山水之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所取代，工厂、电线、水电站和劳动人民是主体，以表现山河及社会新貌。

1950年，傅抱石首画“毛主席诗词”意境山水画，之后此类题材成为山水画家的又一重要创作内容，如：何海霞的《毛主席七律•韶山诗意图》、陆俨少的《毛主席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意图》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革命或政治类型山水画，具体可分为表现革命圣地题材画，如：傅抱石的《韶山图》、谢稚柳的《黄洋界》、黎雄才的《红军桥》等；革命历史题材如李可染的《毛主席解放军占领南京诗意图》、刘子久的《支援前线》；革命现实题材的如魏紫熙的《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诗意图》等等。花鸟画画家也从新的生活环境中感受到并宣扬新的审美情趣，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的写意及田世光等的工笔花鸟画等都致力于将传统技法与新时代的审美情趣相结合，使花鸟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人物画方面，以叶浅予、黄胄、程十发、方增先、周思聪为代表的画家，在水墨线描中吸收西画的造型方法，来表现新时代的人物风采。以蒋兆和、李琦为代表的画家干脆在国画中使用素描技法，发展出写实性极强的肖像画。而此时仍有少数传统画家坚持传统方式作画，如吴湖帆、秦仲文、黄宾虹等，但遭受到排挤,处于边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