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王冬龄考上浙江美术学院，成为五位全国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之一。在书法、篆刻大师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的培养下，他的思路日益开阔，理解渐趋精深，境界逐步升华。他说：“从此，书法，成为我的专业、我的生命、我的理想。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使命就是写好书法。”

　　天道酬勤。他已在海内外举办个展四十多次，其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三次，曾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一等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等诸多荣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古根汉姆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海内外著名文博场馆，以及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收藏。即便早已成名，他却从未懈怠：“我从林老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每天临帖、做日课，这是书法人的修行。林老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他赠我的八字箴言‘虚名易得，实学难求’，也是我的座右铭。”

　　天津情缘 特别创作

　　此次展览展出王冬龄的代表性作品百余件，涵盖楷、草、隶、篆等多种书体，既有巨幅作品，也有扇面、册页等精致小件作品；从16岁的作品到今年的新作，展品创作时间跨度六十多年，既见传统功底，又具现代情怀、时代精神。

　　此次展览总策划许江认为，王冬龄继承了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等大师的文脉，所作大字三分慷慨，七分霸悍，大气雄强，生意盎然，在彰显“可象”“散”“空”等传统美学精神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生活性和时代性书写特征。

　　此次展览策展人之一、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回忆了当年看王冬龄现场创作巨幅草书《逍遥游》的震撼情景，“王老师的现场书写，带给我们一种戏剧现场的感觉。”在他看来，此次展览是王冬龄继往开来的一次展览，具有里程碑意义，“王老师是当代艺术和传统书法的沟通者，他的作品是需要花时间去品味的艺术。”

　　对比王冬龄1962年书写的小篆作品和今年夏天创作的巨幅隶书、楷书作品，邱志杰想起了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书谱》中的名句“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不过他觉得，“放在不断创新的王老师这里，可能就是‘通会之际，人书俱新’了。”

　　“这次展览筹备了半年多时间，可以说是对我六十多年艺术生涯的总结。看到这么多新朋故知，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面对人头攒动的展览现场，王冬龄动情地说，“我想把这么多年来的书法创作实践和艺术追求，在天津呈现给大家。天津有我敬仰的先贤和艺术挚友，我对天津有特别的感情。”

　　为了这份天津情缘，他特意创作了巨幅隶书、楷书新作。因为写大字需要弯腰半蹲在纸上写，容易伤腰伤膝盖。此次一进展厅就让观众惊艳的两件巨幅作品，是他今年忍着伤痛、戴着护膝、在腰上绑着衣服写的。

　　十年前，王冬龄曾在天津水上公园办过个展“古道边”，当时他即兴写下“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次来到天津美术馆，他在惊叹声、掌声、相机快门声中，在四块透明的亚克力板上，以行草书就“动静乐寿”四个红色大字，与观众共同感悟《论语》名句“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中蕴含的圣贤智慧。

　　万丈高楼平地起。此次展览特设四个展柜专门陈列王冬龄多年来的部分日课作品，若仔细看，可发现其中有巨幅展品的小草稿，由此可一窥王冬龄创作之认真严谨，也充分证明了“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

　　展柜中《龙藏寺碑》题签作品约有二十张，王冬龄毫不讳言对《龙藏寺碑》的青睐：“它是铸就我书法根基最重要的一块碑。每次写《龙藏寺碑》，我就感觉特别平静，好像在和古人进行心灵对话。”

　　王冬龄在津弟子、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孟巍是此次展览总监之一。说起老师的作品，他如数家珍：“隶书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楷书毛主席词作《菩萨蛮·黄鹤楼》，这两件巨幅作品气象正大、笔力雄健、体势安详、点画凝练，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刚毅木讷、大巧若拙、大朴不雕的意趣；行草严复、梁启超、张伯苓、李叔同津门四贤诗，勾勒出天津的近代学脉；小横幅《天津》征引了《离骚》《史记》等典籍词句，追溯了‘天津’二字之渊源……这些都是王老师为这次展览特意创作的。”

　　“这一组是王老师16岁的参展作品和早期获奖作品，诸体兼备，用笔稳健，深得林散之先生的真传。用白漆在镜面不锈钢上书写的《易经》，是王老师为古典书法注入现代活力的重要装置艺术作品，长达32米，2016年首展于北京太庙。镜面效果让观众仿佛进入了作品，形成奇妙的视觉体验，特别受年轻人追捧，更容易激发年轻人对书法的兴趣。” 在孟巍眼中，王冬龄既是新时期中国书法复兴历程的亲历人、见证者，也是突破传统章法的前辈，更是在当代艺术道路上健步前行的少年。

　　执今之道 与古为新

　　开放，是王冬龄的艺术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