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碧：

我为这个展览写的序言，大抵是扣题加上论交，学理上申说并不充分，就借这个机会再补充几句。还是围绕展题，“纵横” 何以成立？比较难以解决的是它牵涉了刚才讲的书法观念问题，这里面有个历史进程中或显或隐的把守、改造、迎迓、拒绝、冲突、更化的消长，有时是公理婆理的争执，大多是不知不觉的默化。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实在感到特别吃紧。 

简单地讨论“纵横”，就是个观念给定。“纵”的方向是历史继承，“横”的方向是域外借镜，这只能说是浅表或率意的观察和把握，已经略掉了上下层次内外纠缠的复杂性或混杂性，当然这也根本不是一篇序言能够解决的问题。虽曰只能阔略处理，仍需照顾各种头绪。比如讲“纵”的方面，当然要肯定两位先生的古典情怀，于历史回溯中追寻传统正脉。实际上传统书法价值世界的确立，历来都呈现这样一个实践过程，南帖北碑也好，欧颜柳赵也好，尤其二王统绪下的帖学承传，当是沿缘轨范的正学法统，碑学在流变中形成巨澜，主要还是近三百年的一种渟滀。因此“纵”的、统则式的帖学轨范的筑基建瓴，其主导或者支拄不外是文质彬彬的经史子集。这是一个固定结构，纵贯历史实践过程，一切理所当然，好像就是这样（碑学初起也不例外，南海之后方有新异）。孟先生在天津有不小的影响力，一方面是他教授了大量的学生，都循着这个正统路径，一方面是他年少的时候，得此地老辈书家提命，也是顺理成章在这个统绪里下功夫、花心思、得型塑。天津的老一辈书家，像吴玉如、龚望、王学仲，他们笔墨的趣味、风格各不相同，可是占位的知识平台完全一致，依然是经史子集的培养商略。当然这里面王学仲先生稍稍特殊一些，这和他早期投身于现代美术关系深巨，但是抛开这一殊性方面，只讲传统固定结构，这些基本的东西他们完全过硬。

我考虑的问题是：仅限于此解释这个“纵”的范围，乍看有道理，但缺少说服力，稍稍深入一点儿，就会看到问题。比如龟骨金铭竹帛简牍、包括汉砖书敦煌文，如此种种算不算“纵”的“传统”？真要深论起来，事情就不简单。这些中国书法的始源根性，包括历史展开的民间书写，居今已被广泛利用，在昔非必视为“传统”，孙过庭那个“雕宫玉辂”“穴处椎轮”的对举，很形象也很刚性地展现出了“传统”的建构过程和界定范围，以之检视龚鹏程先生写的云篆道符，还有孟巍先生写的奇文合字，严格说来似也不应算作这种“传统”的常态介入。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孟先生楚篆汉草的效法点，他这种糅合颇可观，照这个方向写下去，说不定会有新成绩。但这个效法点算不算或在不在所谓“传统”的“纵”线上呢？按说孟先生最初的书法训练包括居今的思考方式和龚鹏程一样，给人的大体印象就是“传统”，他们二位也是以此自得并且相得。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简帛书的利用过程，其实是从现代的“史语”进路开始的，就是傅斯年那个“旧域维新”的史语所，史语所的建立就是新学术的揭举，这个“新学术”之“新”，就是反“传统”之“旧”，“历史语言”这种提法，渺不相干传统学术，它是域外现代大学的研究路数。史语所进行的考古学，也不是中国传统的“集古录”，包括今天特别显要的“敦煌学”“丝绸之路”，再往上推，就是更加重大的殷墟乃至周口店，这些都是所谓新学术的研索成就，都不在中国传统的学问范围，换句话说都不是“纵”的继承性的，而是“横”的开拓性的，或者说究属西方学术方法的现代横迻，其实也是传统思想世界的总体更化。再说得具体一点，“新学术”就来自欧罗巴，“敦煌学”也肇自“东方学”，看看王国维与伯希和的通信，或者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我们会理解他们和所谓“传统”其实有某种紧张关系，今天好多人把他们称为“国学大师”，这种认识也许并不准确。那时候真正抱持＂国学＂立场的是章太炎、黄侃、刘师培这类人，如果增阔范围，就是钱穆、马一浮、熊十力，严格说来熊十力都不算，一方面＂内学＂不是＂国学＂，支那内学院倡导的唯识学对通常讲的中国化的佛教是个反拔，他从唯识走向易教，出发点也不是国学家，他和业师欧阳渐的分歧，要领也在＂新唯识＂的＂新＂上，当然这是另一话题了。总之是说，章黄的＂国学＂和傅陈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对历史语言的理解，章黄是典籍沉浸，傅陈是材料利用，这样观察下来，比拟前贤后进，仿佛龚鹏程先生的学问立场，倒能真正称得上是个＂国学＂人物，并且知识的广袤和思考的范围更加开张，这一点我等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