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简单讲一下龚鹏程先生，我前面之所以强调“新学术”与“旧传统”，兼而比照“预流”与“国学”的不同或差异，除了想揭示它们在书法进程古今之变关系上的显隐作用，这些想法主要还是围绕着龚鹏程的学问路数引申出来的。我说他是个“国学人物”，观察点是他和现代大学的文科教授非常不同，不惟学问路数不同，精神气质也不一样，思想方法也不一样。他的泛读书籍博闻强记是有目共睹的，古今中外，正典僻书，都是大规模网罗，但是请注意，他不是现代学术的“跨学科”，而求古代通人的贯穿力，或近世内学的“善知识”，不是旧时欧美流行的文理学院式的“博雅”、“通识”，而是传统读书人的“才学识养”附带“观通照隅”。我有时想到杜林那句“中国式的博学”，杜林到底是什么意思？差不多应指博闻由以贯穿、贯穿引申观念、观念带动好辩，而不太在意自身知识世界形成的相对化过程。其实我眼中的中国传统思想世界建构，或者说传统士学的主流思想方法，一直就存在这个特点，这个特点之得失，在杜林自是讥讽，在龚氏不啻恭维。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也常有困惑，就是龚鹏程很特殊的文化自觉力和个人意志力，他是完全彻底地要成为“新学术”中的一个异端或者异数。本来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出身，受到规范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按照他的才能，可成就中健者，事实上他的一些论著完全够格，而且出色，可是他骨子里是很自负的，瞧不起以西律中的新式八股，所以就早早地勒马回缰，肩负起绍述传统的使命，一般其论著后面，都有个自报家门，大约是＂综贯四部三教＂之类，这是特意显示对于现代学术的挑衅性，有些人惊异佩服，有些人指为吹牛，我个人则难有结论，或以比较复杂的心理看待这个事情。我讲一个故事，方便大家理解，当年我在京主编刊物，龚鹏程是首要作者，没有他的文章，就感觉缺了什么。彼时台湾的供稿者主要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龚鹏程，一个是杨儒宾，还有个吕正惠。杨、吕两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龚先生当时已辞去佛光大学校长职务，成为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同时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席。这几个作者中，杨儒宾先生非常精严，论证过程，思想深度，气象格局，一时无两。吕正惠先生则文情老道，下笔干净，二三万言的文章，删一两个字都难，文章写到这个程度，再挑剔的人也没有话讲。而这其中，龚先生的文章则最为生动流易，那种引人入胜的叙述能力，既好看又到位。当时的情况说来奇怪，他文中的一些观点，我个人并不尽同意，有时甚至是抗拒的，可还是悦服他这样写。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他文章背后的负气，明明属于现代学术体系训练出来的博士，又是名教授，却不做＂学报体＂，非要写跟规制或主流相背离的东西，这背后不只是文情趣味问题，而具备某种学术方向的思想努力。我就想像台湾的人文社科传统，当然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德式史语的、英美汉学的，还有＂新儒家＂。龚先生的法眼自然都曾照见，但却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途轨，这是值得细细思量的。当时吕正惠先生质问我，你为什么总把龚鹏程的文章发在头条？我就反问他，如果不讨论龚鹏程的文章有什么缺点，你能否先告诉我他有什么优点？吕先生就说龚鹏程的写得生动。他说得完全对，但是还不够。我觉得重要的是龚先生看到了新学术风气下的滥流，就是西式现代学术工业的论文生产，五花八门的新方法，一门心思地做材料，以这种方式研究传统学问，在精神气质上是扞格的，＂学以成人＂这种古典精义，搞古典学问的专家并不在意，偶尔提及也是口号性的，因为＂专业＂系科里找不到落实点。又如像诗词这种传统集部的代表，研究者居然一句都不会写，这在新学术里成为通例，不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他和某名教授对这个问题的歧议，我当时没有插嘴，奈何在＂成事不说＂。总之，我觉得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同构，他是担荷性的，或曰有使命的，这一点特别像钱穆。
事实上经过现代学术规范的中国古典学研究、文化史的研究，今天的主流都是做材料了，最好是发现新材料，再加上某种新方法，这样做的逻辑出发点没有问题，而且总的看来愈规范愈坚实。对于现代性学术的推进当然必不可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忘了一个事，就是对典籍的沉浸和文情的体察，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史料”，从“文采风流”到“学院派”“学报体”，树立了新样板，丧失了真生面。龚鹏程的文章为什么好看？他也有大量的材料排比，可他的初意不是在做材料，事实上我在他的脚注中也很少看到对于新材料的利用，而即使利用一般的材料，他也能提出不一般的观点，比如那本《文人阶层史论》，看题目就知开辟创获，我也因此疑心龚鹏程的“通人”前题并不由“学人”范围，而是从“文人”开始，“文人”这个题目，比“学人”复杂多了，比“士人”难做多了，从刘莘老到顾亭林，要么说“无足观”，要么是“不足取”，后来章太炎说欧阳修是“文人”，再后来傅斯年又说章太炎是“文人”，出发点各异，瞧不起攸同，龚鹏程敢碰这个题目，不惟做翻案文章，而是求社会观察，当然有史家眼光，更多是自性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