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以山水、花鸟为主，其中一些是山水点景人物作品，还有一些是为友人或自作扇面，整体呈现了刘子久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风貌。如他作的《观瀑听松图》《松下高士图》《江天楼阁图》《墨山水》《山林隐居图》《松荫对弈图》等山水作品，风格苍劲峭拔，沉雄高迈，皴擦点染间融合了历代山水名家的笔意精髓。从宋代郭熙、李唐、马远、夏圭到明清戴进、樊圻、石涛，他在临摹诸家名作的基础上，取北宗山水之雄浑厚拙，又兼南宗山水之清俊秀逸，彰显淳古秀润的清新样貌。他所构筑的是中国文人审美理想中的天地之美，充斥着清寂幽邃的诗意画境，亦承载着画家自身对山水自然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感悟。其作品用笔细腻，施墨厚重，腾挪变幻之际，足见笔墨内蕴之丰沛，颇具老一辈艺术家的审美风范。

天津博物馆藏《松梅高士图》（图二），是刘子久在1937年初夏作的山水点景人物作品，也是临摹明代大家唐寅的一幅画作。那时，他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任秘书，并兼任国画研究班导师。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外界已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之势，但刘子久还可以在暂时的平静时光里作画。这幅作品弥散着满蕴古意的文人气息，一树、一人、一石，画面疏旷，笔墨纤细俊秀，融南北山水之长，彰显清逸疏淡之风，俨然是唐寅高士图的画风。但这种仿古、泥古并不是生硬的、呆板的，而是在对传统尊重、传承的基础上，显露十足的笔墨个性和文人情怀。在完成这幅作品以后，刘子久从河北天纬路的住所搬到了英租界小白楼宝善里，不久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那时“日军收音机在天津上空抛撒传单，制造恐慌，又轰炸了南开大学、市政府、电话局、造币厂、火车站等处，其中市政府、造币厂都在刘子久家附近，市政府离刘家大院仅不足半里，炸弹的轰鸣声使刘家大小感到强烈的震颤感。9月，天津市立美术馆被日本占领军强征为兵营，暂时迁到宙纬路天津河务局内租房办公，三周后学员复课。”［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图二 《松梅高士图》，1937年，天津博物馆藏

刘子久的花鸟画风格多元，重彩、淡彩、素墨等交互映现，纷呈中西绘画融合之风。如他在天津市立美术馆期间创作的《水仙图》《写生花鸟》《花卉蔬果册》《没骨牡丹图》《山茶水仙图》等花鸟作品，构思新奇，色墨相衬，清新明快而意兴盎然，展现不同于传统的艺术风格。他笔下的花鸟，既弥散着水墨的韵味，又浮动着色彩的妍丽，体现了画家笔墨技法和表现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传统，他广为取法，书法、绘画兼收并蓄，主要受沈周、赵之谦、恽寿平等明清诸家的影响，在写意、没骨等方面有所吸纳，生成东方审美之意境。同时，他又擅借鉴西法，在构图、色彩、颜料等方面敢于创新，营造淡雅清丽，妙趣自成的笔墨新境，实现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跨越与转化。

天津博物馆藏《山茶水仙图》（图三），是刘子久1946年创作的一幅水墨花鸟作品，是倾向于传统风格的。疏密、虚实、浓淡等对比关系恰到好处地统一在一个画面，展露几分姿态的灵动和墨韵的悠长，虽无绚丽颜色，但墨痕间清气满溢，别有一番韵致。而天津博物馆藏另一件同时代作品《牡丹册》（图四），风格与上述迥异，无素墨渲染，着色清新淡雅，纹路清晰的绿叶托起硕大的素色牡丹，雍容大气而又清丽脱俗，画面充满祥瑞和谐之意。这显然是刘子久在传统基础上显露的个性化审美之风，有着强烈的视觉表现力。这一时期，刘子久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虽因战乱美术馆几度迁移，但美术馆藏品未遭任何破坏，还不定时地举办一些艺术展览，直到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天津，平津铁路停运，美术馆教学及其他活动终止。”［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1949年1月，刘子久始终坚守在美术馆，最终迎来了天津的解放，美术馆更名为艺术馆，刘子久任馆长。